技術哲學的轉向

   題目有點嚇人，但我還是在說上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一些重要但到現在我們仍然挺陌生的思想綫索，即關于技術(科技) 的哲學討論。

有說如果大家(尤其我們搞人文的) 不去掌控技術 -- 正好印證了查爾斯· 斯諾在1959年說的「兩種文化」-- 那麽就只能給技術掌控我們。

事實上，持後一觀點的人已不少，足够傳染技術恐懼症，散播「負托邦」(DYSTOPIA) 想像，滋養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幷讓反科技的現代盧德(LUDDITE)繼續有市場。

曾經有一度大家對技術發展抱著正面樂觀的看法，認爲技術是人類進步和理性控制下的一種中性工具，所謂「直綫的工具主義」，儘管培根(BACON)在17世紀已說技術發展的影響將大于帝國。

 可是經過兩次大戰和核戰威脅，到了上世紀中，人文知識界(一般人倒不見得如此)氣氛開始變了。在被稱爲第一代或經典技術哲學家的著作裏，對現代技術的觀感變了負面，甚至出現悲觀主義的决定論：技術决定人文。

  1962年，海德格(HEIDEGGER)早期的《存在與時間》終于有了英譯本，1964年，馬爾庫塞(MARCUSE)的《單維度的人》和雅克．埃呂爾(JACQUE ELLUL)的《技術社會》面世，加上之前的第一代法蘭克褔學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劉易斯．芒福德(LOUIS MUMFORD)等的著作，對技術的批判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學高度，技術不再是爲人所用的，而是「自治系統」(埃呂爾)、「超機器」(芒德福) 、「分析的劃一性」(馬爾庫塞) ，「統治特徵」(海德格) ，現代技術被認爲是自主力量，幷反過來框架了人和文化，正如另一技術思想家麥克盧漢(MCLUHAN)在1964年所說：「我們人類變成機器世界的性器官」。.

    不過，就後來的發展而言，60年代上半期還是留下了思想資源，讓第二代的哲學家能走出第一代技術哲學所描繪的單一化負托邦。

   首先是技術哲學的相關學科 --科學哲學 -- 在1962年有兩本名著出現：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猜想與反駁》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波普爾謙虛的科學可錯性觀點，背後是一種對知識可以積累的樂觀。庫恩則否定了有本質的大寫的科學，而是通過科學家共同體的論述，來看各類科學解釋典範的冒現，使科學哲學轉向經驗研究。

  另外，跟海德格一樣，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也于1962年有了英譯本，他與當時完全被遺忘的杜威(DEWEY)和喬治．赫爾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將爲後來技術哲學的轉向提供社會建構主義和處境化具體嵌入的實踐哲學進路，大寫單一的技術變成多種不同的技術們，不是上一代哲學家抽象概念中的鐵板一塊無可救藥，而是有不同的歷史、路徑和文化，故此才能改變。

新一代技術哲學家的特點是，既重視上一代忽略的經驗研究，又轉化了上一代的哲學見地，見諸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之於馬爾庫塞, 蘭登．溫勒(LANGDON WINNER)之於埃呂爾，唐．伊戴(DON IHDE)和艾爾伯特．鮑爾格曼(ALBERT BORGMANN)之於海德格,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之於海德格和梅洛－龐蒂，保羅．杜爾賓(PAUL DURBIN)之於杜威和米德，以及技術史家卡爾．米查姆(CARL MITCHAM)總結工程界和人文界的技術看法。

   1965年，麻省理工的哲學助理教授德雷福斯替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寫了一份叫《煉金術與人工智能》的報告，用知覺哲學角度指出當時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是現象學引導技術研究的著名案例。德雷福斯後以《計算機不能做什麽》等書持續影響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研究。

值得一提是1960年，太空運輸研究者曼弗雷德．克納斯(MANFRED CLYNES)和心理病學家內森．克萊恩(NATHAN KLINE)創了一個新詞：賽包克(CYBORG)，是控制論和生物兩英文字的部份幷凑，指電機生化合體人。這樣的人還算是人嗎？或許，在現代科技世界，人早是雜組的賽包克。就是在這樣的脉絡下，在1985年，從事女性研究的加洲大學教授唐娜．哈拉韋(DONNA HARAWAY)寫出了著名的《賽包克宣言：1980年代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普羅米修斯的火、雅典娜的科學、赫菲斯托斯的技術從來是與人共進化的，新的技術哲學在矯正上一代人文思想裏的反技術「負托邦謬誤」，做了重要的示範，堪爲人文界借鏡。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