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制度、文化

  意大利在地方政府分治下，各地的發展出現很大的差异，大抵北部地區走上溫和穩定的民主道路，南部則民主制度不彰，結果是前者的經濟發展也比較成功。如何解釋？在社會學的研究中，這是一個著名的案例。用文化做切入點的哈佛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花了20年研究後，把績效歸結于「社會資本」，內涵爲信任、互惠規範、參與性的公民網絡。

其中關鍵在于信用：人們之所以選擇合作而不是對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間的相互信任，穩定的信任關係使自發的合作成爲可能，合作又增進相互信任，破壞信任關係的人或行爲受到懲罰，社會資本在使用中越來越强，促生了相互信任合作的公共精神的出現。

這就是爲甚麼意大利民主制度在公共精神强大、社會資本充足的北部運行良好，而在只重家族、對外人缺乏信任、公共精神薄弱的南部成效不大。

  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後，社會資本的說法經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等學者推介下，已成爲善政善治者關注的命題。社會資本是促進人與人合作的潜規則，合作假設了誠信、可靠、盡責、守諾等私德，吉登斯(GIDDENS)說「它使日常生活的文明成爲可能」，褔山(FUKUYAMA)說「對現代經濟的有效率運轉，社會資本是重要的，是穩定的自由民主制的必要條件」。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說：「雖然資本主義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個人貪欲的基礎上運行的一種安排，但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率運行依賴于强有力的價值觀和規範系統」。形成人們對相互之間許諾的誠信，是確保市場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故此，增加誠信等社會資本被認爲是「第二代」經濟改革的任務，可是社會資本跟政策以至制度不一樣，不是社會政策短期能塑造的，而是産生于一個社會的文化和教育。

  個人、制度、文化是當今社會科學談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三種進路。

個人：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選擇論、博弈理論、公共選擇論這些在過去幾十年流行一時的理論，爲公共論述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見解。這些學說用奧卡姆剃刀的方法，把多餘的問題全部去除，只從微觀動機角度出發，簡單假設個人是理性人或經濟人。

制度：爲了彌補上述理論忽視制度的缺陷，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皆出現了「制度學派」，重新强調制度在决定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過程所起的作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不僅關注正式制度對人的選擇行爲的影響，而且分析包括觀念、文化、意識形態在內的非正式制度。現在不少中國學者認識到制度對一個社會的長期發展是關鍵性的。

文化：從30、40年代開始，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哲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已經反對把個人簡單理解爲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認爲個人行爲的目的不僅要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還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其行爲是在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選擇，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體系等的潜移默化的影響。

二戰後的新古典經濟學、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等學說雖各有對社會的解釋能力，但皆缺少了對不同的社會文化差异的重視，忽略了社會資本、身份族群、地域社區、宗教、民族、鄉規民約、傳統文化對社會過程的影響。

進入90年代後，文化的因素再次受部份社會科學界關注，不少學者以文化角度來解釋東亞、拉美、非洲的不一樣的發展，或前共産國家有差异的轉型。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組織也承認一種看法，認爲東亞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經濟成就，有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更具體的，如果說改革開放後廣東的崛起是因爲政策，那爲甚麼行政級別較低的昆山、溫州也有突出表現？裏面肯定是有社會資本、地區文化和制度創新的因素。

  不過，歷史經驗讓我們看到，文化是雙面刃，是可以對民主憲政和開放的公共領域造成傷害的，正如過份强調社群是會侵犯個人自由的。褔出指出：社會資本比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容易産生負面外部效果。社群文化可鞏固缺乏開放性的體制，吉登斯所說的「信任極易演變爲任人唯親，甚至腐敗」。個人或制度往往會利用權力來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正如普特南所說，承認社會資本維持共同體生活的重要性時，不能排除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憂慮：共同體是如何界定的，誰在共同體內部，因而從社會資本中獲益，誰在外面，沒有獲益。

這就是之所以我們既要尊重、同時又要不厭其煩的警惕各種「特殊主義」的文化，包括身份族群、地域社區、宗教、民族、鄉規民約、傳統, 以及「讀經典」等在公共領域的排他化、原教旨化、自我膨脹以至唯我獨尊化。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