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打保齡

  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文章或書發起新一輪的學界和媒體討論。1995年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民主學刊》寫了一篇叫《獨自打保齡：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的文章，敏銳的點出美國公民活動和社團參與人數整體萎縮，甚至連周日和友人到郊外野餐的次數也少了，而打保齡的人次雖在增加，參加球隊的人數却劇减，人們寧願獨自打球，意味著群體生活乾涸、社會資本减少，推論下去可威脅到美國民主制度的運作。文章不只受到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的注意，引起各種批評，幷吸納到大量基金會經費，使普特南羨煞同行可以聘用衆多研究員，連續幾年做調查研究和翻查歷史資料，扎實的把一個有點大膽假設的命題加以求證，五年後出版《獨自打保齡：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與復興》一書， 即成美國社會學當代經典。

   普特南認爲美國公民社會的黃金年代是從上世紀30年代大衰退開始，經過二戰，至50年代，當時包括女性在內的公民一起燒烤野餐，參加保齡球隊比賽，成爲志願組織會員，熱衷慈善活動，盡責的勞動，盡責的投票，共渡經濟難關，支持社會保障新政，打勝一場世界大戰，直是托克維爾式公民民主理想的實現。

  不過普特南幷沒有說從前就是好，而是有起有落，上世紀初的美國曾是一個强取豪奪的社會，幸而終爲社會資本豐收的進步年代所超克。但到了50年代後，潮流又逆轉了。

原因何在？從數據看，電視機的普及是一個重要因素，另外包括孤立郊區(亞市區) 住宅區的擴散，夫妻都上班的小家庭，高工時，高流動，離婚，種族隔離等等，但加起來後，普特南還是審慎的認爲自己的實證和數據沒法充份解釋社會資本的滑坡。他也沒來得及把互聯網和全球化等新元素計算在內。

然而社會資本减少的後遺症却有憑有據，影響到人際信任、學校質量、社區安全、犯罪率、稅收、經濟發展、政治參與，甚至個人的健康與快樂。

普特南逐一反駁數據上的批評者。工會會員人數占總勞動人口比例從高峰34%掉到現在14%是因爲後工業新經濟？普特南說新經濟只能解釋下降轉變的其中四份之一數字。全美的非營利組織數目是在增加？很多只有捐款會員，扣除後總會員人數遠不如前。在1960年，美國人每花兩元在娛樂，就會捐一元做慈善，到了富裕的1997年，則是兩元娛樂、不到五毛慈善。

普特南幷沒有忘記社會資本可以是負面的，社群可以變得對內壓抑異己對外排他。美國是同時建立在社群和個人主義的基礎上的，60年代後社會更寬容，有論者認爲傳統白人社會資本或許衰退，少數民族和女性的社會資本却增加了，而年輕一代不過是寧取非形式化的交往，不願加入正式團體而已。

普特南正確的强調自由和社群之間不見得是此消彼長的，不過，社會資本的理念，的確既可以爲進步人士提供方向，也容易成爲保守分子的口實。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煽動家常强調說要向宗教、家庭和傳統價值回歸，否則就會道德淪亡。不過，作長期經驗研究的心理學却另有看法。自70年代開始，發展心理學家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艾略特·杜爾里爾(ELLIOT TURIEL)，發覺兒童和青少年比一般想像中更明白事理，懂得分辨甚麼只是社會文化常規(如：穿適當的服裝) 、甚麼才是道德問題(如：不應無緣無故打人) ，前者沒有內在對錯，而後者是由對己對人的效果和公平觀念構成的，小至四歲的兒童到成人都能够很清楚的把社會文化常規和道德分成兩個範圍，而他們的行爲是權衡兩者的結果。

杜爾里爾的「範圍理論」被認爲揭破了保守派的謬誤，後者把社會文化常規等同道德考慮。在2002年出版的《道德的文化：社會發展、語境與衝突》一書內，杜爾里爾除了列舉長期的美國實證外，幷分析了歷史和世界各地的資料，指出每一代都有人認爲自己的道德比下一代優越，誤把對不公社會常規的挑戰看成對社群的不忠和不道德，也總有少數人爲道德義忿起而抗爭，不管如何封閉的社會，還是會有獨立思考的人，願意挑戰看似無處不在的社會文化常規，如美國早期民權分子和現在阿拉伯地區的女權份子，正是因爲人分得出常規與道德是兩個範圍。

在中國，某些社會資本看上去頗多(如：群衆組織) ，某些較稀有(如：講信用) 。爲了公民社會的健康成長，我們故然要鼓勵公民自發聯繫包括成立保齡球隊，却要抗拒壓逼性的組織和西西里化的惡勢力，而更有必要的是留出空間給想獨自打保齡的人。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