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歧路中國》一書的回應)
顧左右言它 -- 中國論述的絳樹兩歌
陳冠中
1
歷史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的名著《大轉變》中，指出1815年至1914年間歐洲出現的“百年和平”，是基於在大國權力平衡的局面下，英國是單一霸主卻有一個自由主義政府(博蘭尼稱19世紀為“英國世紀”)，而英國的戰略目的是致力做大一個國際順從、自我制約的市場，堅持自由貿易，以實現空前的物質富裕。但到了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當年的全球化局面出現了強力的挑戰者 -- 這裡，博蘭尼主要是指法西斯政權對英國的全球秩序的抵抗。
二戰後有很長時間，共產國家和眾多發展中民族國家的經濟反依賴政策如進口替代與保護主義，繼續抵制全球化市場經濟和佔對立面的美英法等工業強國在戰後重建的新秩序。
一直要到了20世紀最後10年，類似1914年以前的局面 —— 更名副其實的全球化 —— 才再出現，只是單一霸主早已變成美國，目的同樣是做大一個國際順從、自我制約的市場。至於挑戰者--- 就包括中國在內的主權大國而言----現在沒有絕對的強勢挑戰者。
對19世紀而言，博蘭尼還特別強調一點，就是“社會” 對經濟制度的對沖反應，如以英國為例，早前被圈地的農民一而再的抗爭，而該國的議會政府，為了各種主動或被動的理由，有時候以政府行為對本應是自我制約的市場經濟作出干預，博蘭尼稱之為“社會被發現了” 或“社會的自我保護” ，同時令人不安的指出這種“社會”推動“政治”去干預“經濟”的行為，使“市場烏托邦” 難以持續。
為了提供談論當代中國現實的參照資源，這裡或許是引進韋伯 --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思想家 —— 的時候。在“百年和平” 的尾聲，一次大戰前的連續五、六年，後俾斯麥時期的德意志帝國，韋伯在寫他的巨著《經濟與社會》。對他來說，統治的原型只有三種：靠傳統的習性統治、靠魅力領袖的信仰統治、靠官僚法律的理性統治，三種原型在現實中永遠是有主有輔的混在一起，而韋伯並沒有規範性的說這三種原型哪一種好或不好。
只要成功的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不論三種統治如何混合，皆有合法性(或作正當性)，反之如果失去了被統治者的認受，不管是哪種統治，都會失去合法性。他不像許多思想家(如馬克思)去想像政治的終結和最後的永久和諧，他認為“人對人統治” 是人類社會的永恆，期待它的消失是空想。不過，認受與合法性是變動的，統治者必須持續在一個永久政治“鬥爭” 的情況下成功的爭取到被認受的合法性。
韋伯的統治形態分類完全不同於一般熟悉的政治體制分類如亞里斯多德的六種城邦制，對韋伯來說，民主不算是一種統治原型，他把普選領袖的當代民主制歸類為魅力領袖統治而不是想當然的法律理性統治，並認為大眾政黨組織越來越官僚化。
作為堅定的現實主義者(因此閱之易令人不安)，韋伯是個主張強勢政府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很明顯不是英法式民主的全心全意倡導者，他貶低英國普通法，不信服自然法，說人民意志是虛構小說，稱普選的領袖是煽動家，指古希臘是民主帝國主義，並說沙俄若民主化會導至與德國發生戰爭的危機。對他來說，自由憲法以及製造合法性的民主選舉，只是功能性的技術設計，並且毫無興奮感的承認說在現代世界將沒有其他制度可以替代議會制度。為了制衝官僚統治，他參與設計魏瑪憲法，既有普選議會，也有全民直選總統，沒想到挾民意的總統加上憲法第48條的總統緊急狀況特權，後來竟為希特勒上台鋪了路。這是韋伯政治實踐的大失算 -- 凱撒式魅力領袖憑民主選舉和憲法結束民主的致命案例。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思想上，韋伯支持利潤導向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但反對尋租資本主義和古典放任主義。他反駁來自左右的資本主義批評者，自稱是“相當純正的布爾喬亞”，並認為“不管你愛它或恨它”，沒有比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更好的經濟政策。他分開政治和經濟為不同範疇，認為資本主義可以跟威權政府並存。這裡有必要補上政治學家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1977年名著《政治與市場》裡有後見之明的名句：“並不是所有市場導向的制度都是民主的，但每一個民主制度必都是市場導向的”。
重提韋伯和博蘭尼，因為他們都不是理論理想主義者，而是實證現實主義者，不輕易提供簡單的解答和無痛的出路，難以被收編到任何意識型態陣營，切斷了很多非此即彼的左右成見，複雜化了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可能只有複雜“雞尾酒式” 的現代觀和全球觀，才較能說明今天中國的現實。
2
在以上述二人觀點作為參照來描述當代中國主要特性之前，我想先用較多的篇幅，對一些我觀察到的大陸思想界的近期爭論，提出我的看法：
幾乎不證自明的是，要處理全球化時代的現代性問題，不能固步自封，必須參照全球不同的思想資源，包括一切對現代性提出不同理解以至批判的思想，部份是來自“非西方” 的資源，但暫時更大部份是來自“西方” 的 -- 對現代性和全球化的理解，我們不可能不重視西方思想家群體的反思，因為那裡也有很深刻的見解。更完全不言而喻的是，要理解現代性和全球化，中國固有思想說不定會有點幫助，但絕對不可能是足夠的。
可以進一步說，就算是要理解中國現況，甚至只是勾劃中國自己的當代問題意識，這時候中國的固有思想、鄉規民約、前現代中國觀念等或許可以做點參考，說不定將來經過思想家的努力研發可以從而生產出更有用的概念，但暫時是遠遠不足的，將來也不能只靠中國思想資源。此刻要理解中國、解決中國問題，必須反思全球化現代性，也就是說要參照全球包括中國的有用經驗和思想資源。
我尊重善意的學者如溝口雄三用“前現代”中國觀念來解釋當代中國的問學方法，只是歷史特別是思想史研究有它的局限，用前現代中國作為方法，不單達不到構成世界圖像的目的，連妥善解釋當代任何的問題都談不上，更不用說解決問題了，不論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光是讀儒家經典肯定更不夠用 -- 不反對學子適量讀點經，但讀經至上主義卻是夜郎自大。儒家固然有可取之處，“國學” 當然應該研究，甚至溫和的儒家仁政主張也是可以探討的，但儒家原教旨主義則與伊斯蘭教、基督教或其他一切原教旨主義一樣應受唾棄。主張以儒教立國、學統道統政統合一的復古主義，確是蒙眛主義 -- 那已是很客氣的說法，否則可稱之為反共和國的思想：當代中國作為一個繼承滿清帝國彊土的現代國家必須是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一國多制的世俗共和國。
任何鼓吹漢文明崛起的言論其實都在動搖共和國的根基，正如主張伊斯蘭文明崛起者最終都威脅到伊斯蘭地區的各個民族國家。
許多論者都正確的知道兩點：一是中國要崛起，二是中國文化偉大，跟著就腦筋一歪說：所以，中國崛起要靠中國文化。這是有很大問題的，問題在“所以” 和“靠”，中國要崛起，中國文化偉大兩句話本身都沒問題，但一用“所以” 、“靠”將兩句沒必然關連的話連起來，就成笑話，說這話的人很明顯既不瞭解中國文化，也不明白崛起需要多少中外古今多元的文化思想資源。
現在中國學者說中國現代性，印度學者則說印度現代性。高麗民族的歷史也很悠久，北朝鮮現在走的路更是舉世無雙，大概是比誰都更有資格說北朝鮮有自已的現代性吧。只是當每個國家說起自已都動輒加上個“現代性”，“現代性”這個詞就已變得修辭裝飾意義大於現實解說意義。
中國現代性、中國特色、北京共識等，本來都只是對現實情況的不同描述，但若當作規範性的目標來追求，皆有可能變成是帶強迫性與對抗性的。
我們知道現代沒有單一內容，現代本來的確只是人為 -- 你可以強調是西方人 -- 建構出來的概念，可以批評別人對現代的理解，但反思現代不等於中國必然要執著的也去建構一個不一樣的現代。
沒有錯，每個地方的歷史與現實都不會一樣，都有特性，都要走自己的路，要自我理解，要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改變要從腳下現有情況作起點。只是，中國以後不管走甚麼路，都是在豐富這個充滿差異、多元卻是全球化的現代，而不應刻意另尋一種由中國創造的現代。
許多論者對普遍主義作出應有的嚴厲批評，但對特殊主義或例外主義卻欠同樣的嚴謹批判精神，我們誠然應該警惕以普遍主義為借口的欺壓，但這不等於要故意建構自己的特殊，不管那是所謂中國性或印度性(hindutva) 或日本人論(nihonjinron)，都只是誇大其詞的迷思，學理上本難成立，更切忌本質主義化，若作為一種煽動則完全是不道德的。
特殊主義在學說上最有成就的還是要數1920年代至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日本哲學界的京都學派，其成員很多留學歐洲，有胡賽爾、海德格的學生，皆曾研習西學特別是當代德國哲學，再向本土固有思想中找資源，建立日本為主體的哲學體系，進而企圖代替西方開始的現代，所謂“近代的超克” 。太平洋戰爭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戶坂潤已經稱京都學派是法西斯全戰爭哲學，戰後50年代的日本左翼繼續捧打落水狗，而西方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到90年代還稱京都學派為法西斯學派，可見左翼對這類思想應有的一貫態度。我其實傾向贊同另一些從事東西方比較研究的學者，他們主張採用實是求是的態度看待京都學派，認為該學派主要人物西田幾多郎、田邊元、西谷啟治等有些說法和行為的確曾在哲學層面呼應了當時的日本民族主義，但他們的整體思想只是強調日本固有文化的特殊優越性，從而頗成功的發展出一套有異於當時西方的、帶有“世界史” 普世意義的哲學體系，而不是直接鼓吹軍國侵略，故不必被貼上法西斯標籤(若京都學派算是法西斯，中國許多思想家都可被歸類為法西斯了)。這裡想強調的是，京都學派的遭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示：這種所謂超克現代的思想 -- 認為本土文化和固有思想資源可建構出超越西方開始的現代的另一種現代並從而建構新的世界史 -- 是多麼容易被狂熱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利用。
二戰後，一些對西方作出批判的人士，一廂情願寄望中國的革命能發展出有異於西方、日本或普遍現代的新道路。此外，一些身處歐美日本的毛派，亦曾大力肯定文革，其實那種為理念不顧事實常識和人道代價的做法，已不能用一句知識份子的幼稚就可以原諒，而是做人的污點，如1930年代斯大林暴行已開始曝光而部份西方左傾知識份子故意視而不見。
上世紀80年代中以來大陸官方忌談文革，而之前也沒有把這段歷史好好抖在陽光下清理，更沒有公開和持續的自我批評認錯，不光是幾十年過去大陸年青人對這段歷史不清楚，思想界也很容易受蠱惑，分不出宣傳文獻與實踐之間的距離(如鞍鋼憲法)，意願與現實的落差(如文革中的城市醫療資源下放到農村)，對這個時期的各種“創新”，望文生義，以表面文獻當事實、以樣板當普遍實況。希望這只是思想界的實證經驗研究做得不到位，而不是思想上的不誠實。
近期較有理論價值的提法是“實踐的現代傳統”，因為每個地方的確都有自己的鋪墊和遺產，實踐總是應在本地開始，所謂以本地作為方法，總結實踐經驗、調整自已的問題意識、修正發展路線，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全球化的現代，如上文指出，光看本地經驗雖勝過光靠本地思想，仍是不足為現在及今後師法的，必須同時參照全球各地古往今來的經驗和思想。
哪些才算中國的當代傳統呢？我們不能把一切曾發生的或只是曾被宣傳記載的都當作該被徵用的當代傳統，正如二戰後德國不會把戰時納粹德國當作應繼承的傳統。
可以說，學雷鋒等理想主義，或多或少還是可被調動的資源，仍是大陸地區的當代傳統，但階級鬥爭這種已被唾棄的實踐就不該是了。另外，男女平等這項中國了不起的社會成就，是當代傳統，但“馬錫五審判方式” 這種不講程序正義的非常時期邊區司法，曾在實踐上屢屢淪為政治迫害的工具，與把人民誘為暴民的公審一樣，決不適用於複雜的今日社會，我們應慶祝它的結束才對，怎能不加批判的把它當成“民眾意願出發” 的當代傳統？
最近還有論者提出了三種中國傳統之說，指儒家以仁愛為精髓的傳統，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與參與的傳統以及改革開放後追求市場經濟與自由的傳統，並援引黑格爾說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這些話無一不是聰明人說的聰明話，是販賣給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因為其實每個所謂傳統都是充滿爭議性的，不是可以隨便一言蔽之的，譬如說毛時期的特點，如果有論者很形式主義化的歸納為平等和參與，反駁者也可以很實質主義的指出該時期的特點是敵我對立的階級專政和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又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史的例外，我們也沒有理由不讓日本人說他們也是例外，甚至如當年京都學派所論證的是比中國更例外的例外。
所有本質主義化的宏大總論都是應該被解構的，任何對實踐經驗與傳統的繼承都應該是一種批判的繼承。
1949年以後，如果有真正的實踐中的當代傳統的話，不管喜歡與否，首先應是指由共產黨人建立的龐大的官僚體系，這一體系只有在文革期間局部受衝擊，而在改革開放後還一直強力延續，是當下後極權中國的特色，兼備了韋伯所說的傳統習性和法律理性兩種統治合法性。
這裡先提一下馬克思曾經主張過的一種特殊主義，即亞細亞生產方式和衍生的東方專制，其中的兩大對立階級 --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 就是官僚和老百姓。恰恰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馬克思的重要學說是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從來最不願多提的，而現在主張特殊本土主義的中國思想家也很方便的把它當作西方泡製的東方主義而拋在一邊。馬克思或許是東方主義者，不過他卻誤打誤撞作出準確的預言：難道今日中國政制的特色不正是一種可稱之為“官本主義” 的行政主導官僚統治？
3
在這裡我想試著借用韋伯式與博蘭尼式的視角，來描繪今日中國，看看能否做到比別的思想進路更貼近現實。
l 中國現在的主導統治方式是“後魅力領袖統治”的官本統治，加上一點傳統習性統治。這種統治方式只要能夠不斷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受，是可以具合法性的持續下去。
l 現在看來，這樣的統治可能會延續很長時間 ，因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合法性新共識，受到了希望穩定發展的頗大一部份人的支持，特別是有財富和話語優勢的城市人口。這不等於說支持現狀的人對政府和執政黨不會作出批評，或社會矛盾不尖銳。。
l 這是精英管治、官僚吸納精英的年代，大量的知識精英正在為這樣有合法性的統治服務，而財富精英也與統治官僚關係緊密，既有勾結、也有制衝和反制的關係，但總的來說還是官僚階層佔絕大的主導權，所以可以用“官本主義” 來形容中國。
l 為了獲得廣大被統治者的認受，官本主義的統治需要越來越頻密的調整自己，如近期提出的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三個代表以及共產黨內大規模的保持先進性教育，可以說是因應“社會被發現” 的人民新訴求。並因為傳統習性因素已不足以維持統治合法性 (魅力領袖因素更弱) ，故需要進一步的理性化：依法治國、宏觀調控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 胡錦濤和統治班子並因而得到不少掌聲。
l “政治” 的中國官本統治除了受國際形勢所牽動外，並將持續的受到兩方面的壓力而要不斷調整，一是全球與國內“經濟” 的變幻互動與發展，一是民間“社會” 的自我保護與新生訴求。這裡，我們還可以加一個較新的範疇：生態資源。經濟、社會、政治與生態所追求的目標是不相同的，四者之間不僅不會完全和諧，甚至是互相抵觸的。這四種難以調和的力量產生的張力，卻更讓許多人認為只有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才能替發展中的中國總體把關，在任何一個關口找到最優化的選項，實現可持續發展計劃，並保障中國不亂。官本主義的支撐點在此，強勢政府被認為是必須之惡。
l 政府可成事也可敗事，但不能缺席。許多公共政策如金融和國企改革、轉移支付、宏觀調控、區域協調、產業政策、基礎建設、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城市規劃、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危機處理、公共財提供、能源開源節流等，的確不是市場自已能找出最優選項的，甚至不能等市場失靈才干預，而是長期需要精英預計和表現集體意志的公權的到位。不過，官本統治本身也是發展的雙刃劍，利開山闢石和規劃調控，卻容易造成資源配置失誤和腐敗。
l 任何對政治學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大政府不等於強政府，更不一定是好政府。官僚體系，毛病必多，用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家克勞斯·奧佛(Claus Offe)的說法是：“依賴、隋性、尋租、官僚作風、裙帶主義、威權主義、犬儒主義、財政不負責任、逃避問責、缺乏主動和仇視創新，如果不是徹底的腐敗的話……”。在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還可以加上各級政府、部委部門、中央與地方博奕不已，與權力掛勾的強勢利益集團左右政府決策過程，公民權備受侵犯，而團結、穩定、協調、合作、和諧等口號容易淪為對異議者和抗衝群體的打壓。官僚自我紏錯的能力和改革的誠信受到懷疑。不過，這不表示官本統治局面延續不下去。
l 中國官本主義對政權穩定的過度強調，不無反諷的助長了地方上的政府失靈，因為地方掌權者每以影響穩定為理由打壓廉政者、改革者、投訴者和媒體，加上地方政體內的政法一家、缺乏制衡，誘使地方政權“蘇丹化” ，瞞上騙下，集體腐敗、濫用公權、公共與平民資源被吞佔，連有良好意圖的中央政令也常遭到扭曲和抵制。近年已曝光的官民衝突、人為災難和重大弊案更多發生在地方層面。
l 在官本制度下，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舉足輕重，政府的質素和管治能力，對經濟、社會、生態都有關鍵性的影響，政府政策是左右中國發展的最重要國內因素，政府有形的手在經濟領域到處可見，故此在改朝換代和革命議題式微的今日中國，向政府問責和推動政府改革的確應是公民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致力的第一課題，關注點體現在憲政、立法、政府功能轉變、制度創新、公民維權、媒體監察、中央地方權責、地方檢法自主、基層民主選舉，以及國際社會的“善治” 共識 ，包括廉政、法治、透明、問責、包容、講效率、無歧視、要先咨詢、要有回應、可參與和程序公正。
l 在中國式官本主義制度下，中央政府若被極左極右意識形態所劫持，包括毛澤東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文明衝突論等，或過度受制於軍方思維，都將是中國與世界的災難，故此應是頭腦稍為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愛國的、以政治為志業的統治精英們必須警惕和抵制的。
l 韋伯曾提到一種實質理性，有別於現代官僚法律的形式理性。依這個思路，一些在今日中國已深入民心的實質理性文化觀念，例如西方開始的公正、實質自由、人道、人的自主和尊嚴、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等，印度開始的眾生平等、慈悲等，中國開始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民為貴、誠信、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以及已成形的當代傳統如天下為公、博愛、民族共和、德智體群美、個性解放、男女平等、安居樂業、環境保護、為人民服務、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將持續與法律、科學、經濟和官僚的形式理性有著施壓與被壓、挑戰與被調用的互動關係，都可以是深化改革的文化動力。
l 在19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政府曾比較高姿態的聆聽知識份子頭面人物的意見，是1949年後的例外。90年代後，政府回復對知識份子的戒心，然而官僚吸納精英的行為卻只有更為積極，更多高學歷者成為官員或替政府做項目(我們談到大陸公共思想時不應忽略這方面的思想產出) ，而不能被政府吸納的知名公共知識份子或黨內外異議份子，則被選擇性的分化、冷落或禁聲。胡溫當政後，對言論出版的尺度比後期江澤民時候更收緊。但不管喜歡或不喜歡，官本主義的中國要改善管治，需要有效的把理智的批評者以至忠誠反對派納入體制內。
l “社會被發現” 的中國，有一個浩浩蕩蕩的現象已在推動社會面貌的大轉變，就是大量農民主動或被動的離土離鄉，這將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徒，其背後一大串相關連的問題，要求政府和思想界投入心智，例如農村建設問題、貧富兩極化問題、城市化問題、民工問題、移民問題、勞工保障問題、地區不平衝發展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對外地人的包容問題、下一代機會平等問題等。
l 官本統治是可以跟含私有企業和市場的混合經濟並存的，或換句話說，含私有企業和市場的混合經濟本身不會終結這樣的統治。不論是從所有制、公部門私部門、市場或計劃等任何一個角度，中國既不宜被濫稱為資本主義，也確實不全然還是社會主義，甚至說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然是不準確的，宜借用上世紀的西方中性名詞“混合經濟” 以暫名之。
l 這裡加一個韋伯的論點：公民社會的發展也不會自動結束這樣的官本主義統治 (我們只要想想香港就知道) 。他認為國家統治與公民社會是兩個不同的自主範疇，而且公民社會內的資源和價值之爭是永遠擺不平的。必須承認近年中國人私人生活的自由度提升了不少，人民對權益和生活質素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在經濟發展需要盡快增大內需的壓力下，個人收入與消費領域將更市場化和多樣化，中產和小康階層漸成氣候並擁有更多社會資本，這一方面可能有助於督促政府提供善政服務，另方面卻不見得動搖官本主義統治，如上文所說，較富裕的城市階層可能因重視穩定發展而選擇維持現狀。
l 戰爭或許是會結束這樣的統治的，故統治官僚首要避免與其他大國的大衝突 -- 小衝突是免不了的但要限制在可控範圍內。
l 中國越來越深入全球經濟，而且在現階段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連同國內市場發展，經濟高速成長，創造了巨大財富與國力，舉世矚目，無數人生活水平也因而有所提升。中國極有機會成為現代的發展成功故事、當代傳奇。但這並不表示中國經濟發展不會慢下來或痛苦的硬著陸。
l 中國越發展，與其他國家在局部環節上會越多紏紛，但若收放適度將不至升級成大衝突，例子是中國引進外資卻拒不開放金融市場 --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反因此稱讚中國政府敢於抗衝華盛頓共識。有些利益和資源競爭如石油爭奪是有較大的潛在風險，但並非不可以通過經濟和外交手段解決。只要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繼續用現實主義而不是意識形態作為決策基礎，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將較有保障。
l 中國深入參與全球化市場經濟還有一個理由：中國崛起需要時間，所謂戰略機遇期，和平的外部環境很重要。如果今後中國影響的擴大只是在經濟和文化軟實力上，甚至在國際社會扮演更顯著的大國角色，但政治上內歛而軟硬有度、意識形態上不對立不狂熱、軍事上不外展不爭霸，將不致於給美國鷹派及其盟友一個清楚的借口去說服西方特別是美國人民，再去支持像1946年開始的對當時共產國家的全面實質圍堵政策。
l 因為各大國都深入全球市場，無一可脫身另闢新路如當年的法西斯德國、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故在恐怖主義陰影驅之不散，國與國、區與區的磨擦不斷的局面下，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應可避免，中長期和平並非完全空想。
l 中國崛起後，成為美國這一個逐漸弱化的霸主之外列強權力平衡的其中一強，結束了現下19世紀式不平衝但相對和平的美國單霸紀元，到時候世局將出現新的變數。在一個比較好的情況下，屆時仍很有可能逃過20世紀上半部式的列強爭霸戰爭，也不再重現20世紀下半部式的雙霸恐怖平衡局面，而是進入一個沒有獨大全球霸權的多極恐怖平衡世界，眾多區域性強國皆擁有核武，但相互間都沒有徹底阻擋對手還擊的第一擊能力，故也不敢輕易以常規武力發動全面戰爭屈服別國，同時確實也脫離不了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時候各大國或許就會更願意漸進的接受民族國家與世界主義的全球和區域組織的分工共治而不去終結和平。
4
現在，很多人表揚中國，也很多人批評中國，還往往是這樣的：順著話語的路徑依賴，說中國好的時候就越說越一片光明，說中國壞的時候也越挖越恐怖。
兩邊都好像有道理，兩邊都會引來反駁，而且反駁者亦很有道理。
而當大家月旦中國的時候，無可避免會說到中國政府和長期執政獨大的共產黨。
中國的混合經濟官本統治，是受“戰時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影響的指令經濟全能極權大政府的後續，指令經濟雖已讓位給混合經濟，政府也一直在自我調整，但中國的事總還是大比例的牽涉到政府，哪怕現在是非全能的後極權大政府。
不過有大權力就應有大責任，中國弄不好，中國政府和執政黨肯定要負最大責任。當然，中國好，中國政府和執政黨大概也做對了些事。
現在，中國、中國政府政黨以至混合經濟的一切，好與壞似是擰在一起，而不是非此即彼。
這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印象和常識吧，是一個平凡但很真實的感覺，只要是睜著兩只眼睛，誰會看不到？
但若我們注意一下大陸思想界的相關論述會驚訝的發覺，頗有一部份好像是只睜一只眼，非此即彼，相互抗拒、以偏概全。
在政府、政黨、機構、企業等組織大量吸納精英的年代，加上為了順應國際學
術流派的壁壘，說話受自身利益立場限制的情況應不在少數。
我想，其他論述者並不是看不到全貌，一個是為了不踫言論禁區以免麻煩或只
能在審查底線迂迴而有所不能明言，一個是免於抵觸群眾甚至只是網民情緒而不作敏感之言，另外是學界現實：有些話只能按下不表，不然說得越全就越像雞尾酒，不成一家之言 -- 理論界頭上的奧卡姆剃刀。
也有可能只是體系化的思想，總是落後於現實。二十世紀雖已過去，但人們的思想資源，包括其中的理想主義成份和認知典範，包括本文調動的韋伯、博蘭尼觀點，都是來自上一個世紀或更早的，都與它們生成的時間和問題意識分不開。可是中國現實吊詭而擅移形換影，我們經常是眼鏡度數不對、腦筋轉不過來、話語不夠用。
據說唐代有一名叫絳樹的歌女，可以同時唱兩支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 ，“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那本事不是人人學得來。
思想界更不好學“絳樹兩歌” ，一張嘴同時唱說兩首歌，確是可疑，但不是這樣，中國的事情總好像不能說得全。
本文援用了兩位現實主義學者的視角，也只是想在同一篇文章內用稍為陌生的密集語言，重新描繪狡黠的現實，顧左顧右而言它，絳樹兩歌似的為當下的思想討論弄點難以歸類的雜音，在我們還沒學會用更精確的語言來表述21世紀雞尾酒現實之前，至少做到同時睜開兩只眼睛。
(2006年)
